公視最近播放的戲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引起許多人討論，藉著無差別殺人的劇情所鋪陳的敘事，表達了在弱肉強食的社會氛圍下，互為加害與被害關係間的衝突、冷戰、對話。

我們的社會好像只要知道犯罪的人是生病的，這個社會就不再有責任了，責任就是父母的、責任就是教養的。你我他，我們都是正義使者，都遠離邪惡。過去也沒有人願意好好討論精神 病人的窘境，政府給社福衛政的薄弱資源像是一塊薄薄地紗布，遮著就沒事了。

《我們與惡的距離》劇中，應思聰住院治療思覺失調症，家人去探望他，因為藥物副作用，他斷斷續續地說：「我…想…回…家，我…不會再打人了…」家人含淚無語。 回家是多麼簡單的願望，讓患者回到社區接受治療及復健（而不是一輩子關在醫院或機構），也是醫界努力的目標，然而卻不是那麼容易達成。

過去被稱為精神分裂症的「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相關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世紀。病因除了遺傳，還有環境與壓力因素。約有2成病患可以復原，少數可以完全恢復，約有5成病發後造成永久性的腦部損害。看看國外廣為人知的思覺失調病患，許多都具有優異的天賦，對情緒感受格外敏銳；有的在治療和親情扶持下復原，有的則終生受困。

「馬英九是我老公，我跟他生了3個孩子……」《我們與惡的距離》劇中，一位精神病患跟另一位病人眉飛色舞地說著，彷彿她真的是馬英九的另一半。 其實這是思覺失調症（舊稱精神分裂症）的症狀──妄想，沒發生的事卻講得跟真的一樣。

公視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從一場無差別殺人事件開始，從不同角度深入探討每個人物面對的困境，掀起各界熱議。其中新生代演員林哲熹飾演罹患思覺失調症（舊稱精神分裂症）患者，原本是新銳導演，卻因罹病而誤入幼兒園挾持幼童，他為何能將精神病人演得活靈活現，神情逼真甚至嚇到對戲的演員？

「為什麼是我？」思聰說，在釣蝦場的地上大哭。 「無論發生什麼事，我都會留一個房間給你。」思悦說，他剛說完在電視機前的我也哭了。

人的一生中，大部份時間是在職場度過，每天更有約三分之一的時間都在工作場所，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統計，美國全職員工平均每週工作時間超過40小時，但工作時間愈長，也相對壓迫了員工的休閒、社交以及休息時間，也就意味著員工沒有時間、精力再去從事像運動、健康飲食管理等促進自身健康的活動。

特別從彰化社頭趕上來的阿拓媽媽，62歲，可愛的娃娃頭搭配淡綠色牛仔外套，露出喜氣的粉紅色蛋糕裙擺，腳踩紅色瑪莉珍鞋，看來年輕有活力，好像要去參加畢業舞會。這是她第一次牽兒子的手走紅地毯，現場鎂光燈閃個不停，挽著兩位俊美新人，她顯得興奮又緊張。

隨機殺人事件，一夕之間讓存在於電影、小說中的殘暴變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現實，民眾對暴力逼近的恐懼引發龐大的憤怒與哀慟。於是盡力標誌與監控「潛在犯罪者」似乎成了我們面對恐懼唯一的出路。但當各類「危險」人物逐一被政府盯上或介入，很多人也擔心自己會不會成為下一個「搖搖哥」。

每當有疑似罹患精神疾病之人犯下嚴重社會案件時，輿論的制式反應就是「為何他們不在醫院，而在外面遊蕩？」對於精神疾病患者似乎僅有藉由醫院加以強制隔離一途，甚至為了安撫公眾的恐懼，衛福部更考慮加大強制住院的類別，舉凡酒癮、毒癮、自殺者均列入強制住院的對象，更甚者連街友遊民也被釘上，彷彿醫院成為社會安全網最重要的防線，但是這樣的處理符合精神衛生法的精神嗎？

內湖女童命案後人心惶惶，大眾開始對精神病患獵巫，甚至發生台北市政府強制送搖搖哥就醫的事件。準總統蔡英文提到上任後要努力補強社會安全網，然而破洞在哪？該怎麼補？《康健》帶你一同認識被社會忽視的這群人。

二十多年前，我在台中光田綜合醫院耳鼻喉科開辦了耳鳴特別門診，有位醫學院同學的姊夫前來求診。這位在學術界聲譽卓著的哲學系教授，表示自己有嚴重耳鳴和失眠的症狀，這個問題足足困擾了他兩年之久，也讓他無法繼續在大學裡教書，整個人顯得鬱鬱寡歡。

這些年常看到孩子毆打甚至殘殺父母的新聞，而且我相信媒體沒有報導到的數量，應該數倍。究竟現在的孩子怎麼了？或者應該問：到底我們是如何對待孩子、給了孩子什麼環境，讓孩子變成這種殘酷、令人髮指的個性？

近年來咖啡館林立，咖啡儼然成為大人的國民飲料，既可提神醒腦，也有研究指出可以預防疾病。不過，如果你正在服藥，還是先確認一下藥物和咖啡是否會產生交互作用。醫師建議，服這些藥的時候，至少間隔一小時，再喝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