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憂鬱症病人因乳癌復發，拚老命又做了一次化療。雖然治療反應良好，癌細胞迅速偃兵息鼓，她卻斬釘截體告訴我：「這是我這輩子最後一次化療。要再復發，老娘不玩了！」

自己沒先決定、家屬一知半解，導致家屬危急關頭不敢放手，讓病人死前不得安寧而多受折磨！

據醫改會調查發現高達八成六的民眾希望在人生最後一哩路能好命善終，別再受無效醫療折磨。除健保開辦的安寧服務可幫忙圓滿人生最後善終的願望之外，許多用心的在地父母官如新北市、桃園市、彰化縣及南投縣已推動社區安寧，但究竟該如何查詢呢？

據2012年統計，台灣每隔5分40秒就有一人罹患癌症， 每1 2 分2 秒就有一人死於癌症； 癌症不必然死亡， 卻是遲早要面對的結果；許多人談癌色變，並非怕死，而是怕痛苦、怕失去尊嚴、怕失去自主能力、生活品質和生活意義、怕失去所愛並造成家庭負擔。

人生的最後功課是什麼？是每個人此生的必修課，也是臨床醫師最重要的終極學習；透過這部紀錄片，我們一起反思：應由誰來決定、如何決定人生列車下車的時刻與形式？下車前，我們當如何回顧並省思這一段人生旅程？

作為生命最後的陪伴者，該為他們做什麼？該聊些什麼？曾陪伴親人、摯友走過這段路程，這些經歷在我成為居家照顧員之後，更能傾聽他們的聲音、適時給予支持，也從中學習許多生命課題。

1959年5月，安寧療護之母-桑德斯(Saunders)在寫給好友的私人信件中提到：「安樂死是錯的，若是我們能讓臨終者減輕痛苦，就沒有必要安樂死。」由此可見，安樂死這個充滿人類自主權的議題，是比安寧療護更早被人類討論的議題。即使是世界安寧療護之母，也一定曾經認真地思考過安樂死與安寧療護的異同。

張先生，60歲，肺癌末期患者。下午收到會診的通知，於是在周末下班前到10樓胸腔科病房去看這個病人。照例，以我熟悉的開場白開始：

我至愛的病人： 當你把所有家人支開，只為了想跟我私下說一句話：「醫生，我不想活了，我能安樂死嗎？」

多年前我曾經在我的著作《生命在呼吸之間》寫過一個真實故事：

很巧，最近接連被問到對「安樂死」的看法。一次是某出版社負責人問我對傅達仁先生上書總統請求安樂死的看法；另一次是一位法學院教授問我從醫師的角度支不支持「安樂死」立法；最近一次則是一位雜誌社的好朋友問我，對瓊瑤在臉書上表達希望可以立法「安樂死」有什麼看法。

安寧療護門診，病人不多，但是每個病人可能都會花很久的時間。

我仍然記得，他才53歲，又單身無家人，隨著他病情控制不好，我向他解釋緩和醫療意願書，但他始終一直猶豫。

在臺灣，最近民眾都在紛紛說「安樂死」，好像現存的醫療，是不能使人安樂而死的？

許多癌末患者最擔心、最害怕疼痛，尤其夜深人靜在孤寂煎熬時，對於疼痛更加敏感、更難控制。毎個懂得安寧緩和醫療的專業醫師都了解如何疼痛控制，都有準則參考，然而這樣就可以完全控制疼痛了嗎？事實卻不然，為何如此？我們可能需要從肉體的疼痛控制開始說起，以下為臨床常見的情景：